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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的张军同志便在刑事法领域，对此种行为在司法解释发布之前已经发生，而案件正在追诉、审理之中或者尚未办理，则一律适用新的司法解释的溯及模式表示忧虑。
由此催生了道德回应型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调判结合机制、案例治理、司法修辞和论证，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道德回应体系。这两份司法文件具有不同的政策导向：前者旨在防止知假买假被滥用、恶用。
因此，司法在应对民意所催生的道德压力时，需要对道德压力自身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作出预先判断。见危救助造成受救助人伤害，救助人应不应赔偿？公共电梯中被劝阻吸烟者猝死，劝阻吸烟者要不要承担责任？英烈名誉权受到侵害，要不要追责？母亲受辱，儿子刺死辱母者，儿子的行为算不算正当防卫？面对冤假错案，司法要不要改判？游客在旅游村私自上树摘杨梅摔死，村委会应否担责？在转型社会中，还有很多类似问题。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那么，在政策具体落地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新的矛盾，加剧人们道德预期的不统一。三、司法回应社会道德关切的中国路径选择针对社会中出现道德争议等各种社会情势，司法以自己独特的手段加以回应。公众对法律适用正确与否并不关心，但对裁判结果表示出了普遍的不认同，尤其是强烈不满于裁判结果在道德上的不合理和无法接受。
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易于引发群体性道德关注的问题，诸如征地、拆迁、民工讨薪维权、邻里积怨暴力伤害、集体劳动争议、校园欺凌、见危不救等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就极有可能损害社会的安定和谐。其二，回应道德关切不精准、不到位，引发民意波动。对自由的过分强调会走向任性，会使保障自由的法律成为保障任性的法律。
马克思指出，对于思想来说，既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典。其中对法律制度的自信，来自科学立法，立足于客观的国情与实际，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创造。实在法(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客观法——这一本质——的实现，它们的实证性来源于它们被制定的过程。这是建立在思想与行为区别的基础之上的观点。
(二)如何才能让法律更接近于法基于事物的法理本质来制定法律，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立法的重要观点，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区分法与法律的，比如我们也会说政府行为甚至法院、某部法律的合法性、正当性，其中的法就不能用法律来代替，更多指是否合乎正义、自由这些价值理念。
马克思正是依据这种理解，批判当时的普鲁士邦法不是按照内部的规律而是从外部的目的来改造、安排、调节的，建立在无内容的、理智的抽象上，邦法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对象世界，而是按照任意的主观臆想和与事物本身无关的意图来对待对象世界[2]。对思想倾向的限制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所以，这个词在中文翻译中有时候翻译成法，有时候也翻译成权利，讲法哲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权利哲学，有时也被翻译为法权以包含这两种意思。因此法的内容必然通过人的行为方式体现。
《林木盗窃法》只承认了林木所有者的平等，对那些捡拾枯木的人来说是不平等的，因此这样的法律不是法，不是真正的法律。法代表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法律则是法的价值理念呈现的载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台的法律(实在法或成文法)不一定能将法所代表的理念完全贯彻，甚至还有可能与法背离。但也要明确法律规范与合乎伦理是有所区分的，不能将两者合二为一。如果一种恶法支配了社会，那么越是完善的法律制度，就越是对社会带来伤害。
而法治包含了价值内涵，强调了权利、自由、正义的价值，以及法的实施、监督、保障等实质层面的内容。马克思对法与法律区分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保持对法律进行必要反思。
马克思关于法的自由、法的行为规制理论为新时代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启示。(五)确保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而不是迎合超伦理的法律才是法马克思认为虽然宗教之下也有伦理道德的成分，但制定法律不能试图使人服从超伦理、超国家层面的神圣力量，增强国家制度的神秘性。
马克思对法律与法的区分，并没有否定法律转化为法的可能性，一些法律，比如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法。法律被制定出来，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法。马克思提供的立法技术，得到了很重要的结论：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其中的法与法律?在德文中，Recht这个词有多重意义，最根本的则是两层意思：一个就是指权利，与之对应的是人权(Menschenrechte)、女权(Frauenrechte)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不能缺少审视法律本身是否合法的环节。[2]这说明，法律可能会颠倒黑白，也说明了对法律本身进行合法性审视的重要性。
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四)保护普遍的人的利益而不是保护特权者私人利益的法律才是法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受其约束的人，不能因符合某一阶级利益而损害另一个阶级利益，如果不然，那就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特权的新形式。
法和法律的区分、甚至对立是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在追求法治的过程中，只是通过不断立法达到所谓的法律之治，而应当上升到真正的法治。马克思赋予了自己的理论以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让现存的法律、即将出现的法律，不能仅仅是具有法律的形式，而应当是真正的法律。
违反自由原则、以限制自由为目的的法律不是法。有学者曾指出自由分两极：一极是特权，另一极则是任性。
这就有了法律可能不合法的问题。[6]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让法律制度内化于心，从而彰显中国之治的魅力。当人民的法与贵族的习惯法产生冲突时，只有人民的法才符合法的形式，因为人民代表了普遍性。所以，把人的思想、倾向作为法制订制的对象，实际上本身就是非法行为，这样限制了思想自由的法律也就是不合法的法律。
[2]马克思认为，法律以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另一个就是指法律，与之对应的有经济法(Wirtschaftsrecht)、民法(Zivilrecht)、劳工法(Arbeitsrecht)等。
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2]。与之相对应，法律则是现实存在的法律，它主要是从国家的规范维度来讲的，是由国家出台的实在法、成文法组成的，代表着法实然性的一面。
[2](三)法治实践中的反思与借鉴法治意味着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它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对各种作为法的形式而具体存在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性审查。新闻出版是人类自由的实现，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则是对自由的蹂躏，它把自由当成罪犯，是惩罚自由的法律。
(一)法治实践要求法律走向法法律之治，意味着法律作为外在的力量，作为规制人的行为的手段能够得以全面贯彻实施。另一种情况，两者是对立的，一些法律只具有形式而不具有内容本身，即它有明确条文，但没有内容，不是保障权利、自由和正义，因此背叛了法。在他看来，穷人的习惯法才可能成为法，维护特殊利益、特权者利益的法律不是法，体现大多数人或人民意志的法律才是法。只有能体现人民意志、普遍利益的法律才能更加接近真正的法，新时代的法律之治必然是真正的法治。
但我们也不能认定马克思的观点就一定是自然法的延续。惩罚人的思想却是没有尺度的，因此充满了任意性、无限度性，无论是谁掌握了惩罚思想的权力，都将造就一种暴政。
太渥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法有客观法(对应自然法)与实在法(成文法)与之分，我们在描述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论时发现了一种二元论，而这种二元论也影响着他对法律的分析。就此而言，法制确实有一个通往法治的过程。
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自我保存的义务![2]法律去除宗教教义的神秘性，维护伦理道德，体现了法治和德治的一致性。进入专题： 法律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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